博雅网

2022年8月6日至7日，为庆贺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在上海博物馆召开了“跨越与超越——艺术史与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系馆庆系列活动之一。共有45位艺术史、博物馆、考古等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针对4大会议主题、8个版块进行了研讨。

8月6日上午8:30会议正式开始，由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颜晓军现场主持，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发表开幕致辞：

各位代表、各位同道及线上的朋友：

上午好！

艺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与影响力。正如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面对一件艺术作品，不论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它进行再创造，还是从理性上对它进行研究，难免都会受到作品三个构成要素——物质形式、观念（即造型艺术中的题材），以及内容的影响。”（欧文•潘诺夫斯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曹意强译、范景中校，《新美术》1991年04期。）

博物馆收藏、保护人类文明的遗物，天然拥有这些作品的物质形式。通过日常保护、研究和展示，来对作品的观念、内容、形式以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加以解读和诠释。以期这些过去世界创造的作品对当今的人们起到“心灵唤起”的作用——这就是审美——某种对艺术品“再创造式”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但取决于观众天生的感受力和所受的视觉经验，而且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素质。因此，博物馆通过藏品的展陈，给予观众培养视觉经验、增加文化素养的机会。

博物馆藏品为艺术史提供了研究素材和思想源泉。通过我们理性的研究，转化为对物质世界美好的体验。反过来，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博物馆从业者认知藏品提供了先验的必要素养。在这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中，交织着藏品作为“物”的本身，以及超越于“物”的思想、观念。进而体现了博物馆在当今人类城市中起到的精神引领作用，以及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

近二十年来，艺术史在中国也有了巨大发展，显然已成为人文学科中耀眼的一支。现在的艺术史不仅为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甚至为科学领域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价值参考。考古发现不断刷新我们对古人知识世界的认知；文保科技也使得古今科学技术产生交流和共鸣。由此，艺术史的旧有知识结构得以更新，从而焕发出新生的活力。

近年来，博物馆的展览，也越来越摆脱对“物”的简单罗列，以及象牙塔内的独自研究。借助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更好地用文物讲述人类文明的故事。从而超越冷冰冰的“物”，更贴近观众的生活。这样的展览，仿佛将过去创造这些精美作品的大师唤醒，来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进行交流。之所以广受好评，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上海博物馆作为古代艺术文明的阵地，与中国及世界各大博物馆，有着广泛的合作与联系，与艺术史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值建馆70周年，为拓宽博物馆发展的视野，关注艺术史在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陈、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探讨博物馆在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故召开“跨越与超越——艺术史与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

因为疫情的影响，研讨会采用了线上加线下的方式进行。我谨代表上海博物馆对所有与会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对克服种种困难从外地赶到上海参加线下会议的朱青生先生等几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本次会议分为四个大的艺术史主题，即“观之有道”、“万物可观”、“观物有思”、“交流拓界”，内容综合了各个门类，涵盖了博物馆各方面的基本业务。既有宏观的审视，也有细节的考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四十多位艺术史、博物馆、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些主题，对相关的研究及工作进行阐扬，并给予我们良好的建议。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

6日上午，是会议第一主题“观之有道：博物馆展陈教育与城市国家、人类文明共同体”。第一版块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并评议。

上海博物馆杨志刚馆长作题为“艺术博物馆：走向艺术史纵深的时代”的发言，结合展览逐渐强调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讲好故事意识的趋势动向，分享其对艺术史与博物馆关系的认识，并就上海博物馆的专业定位与发展取向提出洞见。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杨振宇教授在题为“图像、时间与历史：论博物馆的观看之道和视觉生产”的分享中探讨观看作品的时间性，他认为，“观看之道”是一种图像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通过有效的观看，那些被抽空了时间性的图像才得以继续生长，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影像和可能性。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孔令伟教授以法兰西古迹博物馆为例，展现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功能的古物处于同一狭小空间时，这些古物的含义会随观看者的知识背景不断生成、变化，展览组织者也会对古物进行自由组合，并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视觉化的理论模型。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坚教授探讨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的界定。当前的全球史视角催生了全新的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通过关注全球物质（跨地域的物质文化）、全球关联（跨文化交流）和全球经验（文明比较研究）三个层面，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实现了本位主义立场和全球互联意识相结合的学术范式转型。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汪涛主任探讨西方博物馆的发展与“亚洲艺术”的终结。他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为例，讨论亚洲艺术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困境与难题，及其在“新冠疫情-后疫情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当下博物馆面临独特机遇，只有通过保存下来的不同文化在不同世界里创作的艺术作品，才让今天的社会和群体有机会去理解、突破、改变历史遗存的成见和误识，并在平等的轨道上对话，共创未来。

美国盖底兹堡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孙岩教授分享“器物生命史”在古代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以类型学为基石，着重对一类器物起源、形制演变和发展轨迹重建，以器物建立起一个地区的文化属性和年代学序列。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者重点研究一件作品或器物，从风格分析出发，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过程。器物的材质、制作技术、创作技法、作品的真伪鉴定，也是考察重点。

这几位学者聚焦于博物馆的功能、定义等方面，对博物馆在城市、国家，乃至人类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同时，博物馆展览如何更好地与观众产生精神沟通，如何传达人类文明的观看之道，都是未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艺术史领域的已有成果和方法，无疑会为博物馆提供更广阔的的思路。朱青生教授对几位学者的观点也作了精彩的评议和深化阐扬。

第二版块由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董宝厚主持并评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讨论博物馆的第四功能——实验。随着现代艺术革命的发展，博物馆本来具有的审美功能随着艺术的变化发生转变。艺术的未来不再仅仅是制造美丽的技术，更在于创造和探索未有的观念和方法。人们可以在博物馆结合各项新技术、新媒体、新观念，探求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解决和解释后人类时代的各种问题，为所有将要发生的事物做特殊而必要的准备。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副教授以“中国古代黄金工艺”的研究和展览项目为例，探讨包括艺术史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对博物馆，尤其是大学博物馆在展览策划方面为社会提供特色服务的意义。大学博物馆应依靠大学学科优势，善用社会资源，促进研究、展览、馆藏的良性循环。

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蔡明提出策展总结需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环节。以深圳博物馆“大汉海昏侯——刘贺与他的时代”为例，展览自评过程中以“重要性——表现程度”分析法所做的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为基础，尽可能以观众视角审视该展览最终的呈现效果，分析展览叙事出现的问题，并在具体实操层面提供解决办法，为展览如何自评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研究馆员左骏以“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特展为例，探讨“求真”、“物实”的博物馆叙事空间的营造方法。在“求真”方面，传统历史文物展览在展示空间营造上，策展人应有全局把握，不仅把关艺术审美，更要对展览主题中真实的历史风貌、时代风尚、生活日常等方面理解和把控到位。在“物实”方面，展览需要实体展品、有逻辑的组合关系和详细的展品解读，从而达到通过展览窥探特定时代的风貌和精神的效用。

格拉斯哥大学格拉斯哥博物馆巴勒珍藏馆研究员、荣誉资深研究员钟瑜平结合其在巴勒珍藏馆近六年大修期间收集的素材，及其在英国博物馆的策展实践，进行题为“记忆的混乱”的分享。博物馆是感知人与人、与过去、与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和抗争、以及与学科之间关系的方式。鼓励文化层面，以及在当代英国的策展人及其社会交往的情境下，审视诸如收藏史和博物馆学等在策展实践中所涉及到的问题。

董宝厚副馆长对以上几位的报告加以评议。这一版块聚焦于博物馆展览，对思考当今博物馆展览业务有着重要意义。博物馆已经不仅仅是保存、摆放文物的地方，展览也不仅仅是对研究成果的展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展陈来与观众展开交流、教育，并结合未来的新技术、新观念，给观众的生活提供更重要的价值所在。艺术史在展览叙事、阐释文物等各方面，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日下午，是会议第二主题“万物可观：考古、馆藏与艺术史研究”。第一版块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并评议。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分享考古学与艺术史视野下的石窟寺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者基本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石窟寺；1949年后，考古学的方法被应用到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当中，考古的类型学研究和美术史的样式论研究产生一定的分歧。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为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构建了基本的年代框架，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以川渝汉阙雕刻为中心，试论“画鱼得獭”故事的历史根源。材料包括重庆忠县乌杨阙几个角椽上雕刻的缠蛇和蛇捕鼠、渠县沈家湾沈氏阙右阙左前椽上的蛇等，郑教授对这些雕刻的风格、以及其呈现的戏剧性作更了深入的分析。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程义分享了读张胡氏墓简报札记。张胡氏墓的墓室东壁和北壁壁画中六扇鹤画屏风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题材。通过文献梳理和图像比对，确认新发现的唐张胡氏墓六鹤屏风为目前最接近薛稷六鹤屏风的图像，这一图式的确认为晚唐宋辽鹤画题材壁画找到了根源。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的金代壁画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解读该墓的建筑空间和装饰题材，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展现中古以降艺术发展、传播的若干面向。

浙江省博物馆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俞珊瑛分享关于温岭蟠龙纹青铜盘的研究。1984年，浙江温岭出土的蟠龙纹盘形制具有殷墟晚期前后的特征。浮雕龙纹的内壁相应下凹是典型的南方风格器物特征。铜盘为当地农民在整地时偶然发现，埋藏方式与南方地区的铜铙接近，为南方特色的“窖藏”，可能是祭祀山川鬼神的遗存。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师若予认为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为现存四天王寺金堂四天王样式的代表作。从天王背光铭文可知制作与赞助天王像的诸人，是与豪族苏我氏关系密切的百济系移民。在推古时代苏我氏垄断源自百济的造佛像工匠，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司马鞍作止利，他创作的“止利式”佛像是飞鸟佛教艺术的代表。金堂四天王样式是由与司马鞍作止利背景相同的服务于苏我氏和圣德太子的百济系移民创作的。它与“止利式”佛像样式一样，为受中国南朝梁及隋代佛教造像影响的飞鸟佛教造像样式。

这几位学者分享的都是与考古相关的文物，主要是雕塑、青铜与墓葬。李松老师逐一展开评议，对考古文物的研究细节、方法与研究意义都提出了宝贵意见。考古材料，为传统的书画史为主的美术史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大大丰富了研究材料，也对现有的艺术史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思想观念提出了修正与挑战。

第二版块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杨振宇教授主持并评议。

美国独立学者李慧闻聚焦于董其昌的“知制诰日讲官”与“董印其昌”这对印章，来谈印章对考证作品真伪的重要性。此研究有赖于完整高清图像数据库，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推动研究，同样惠及博物馆自身。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目标必须为其收藏的每件作品提供高清图像，观众无需申请或付费。其收藏应该公开，从而使研究得到帮助，而不是仅限于那些有幸获得特殊访问权的人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以1678年葡萄牙送给康熙皇帝的狮子为例，将“真”狮子和利类思所说的狮子的“真”像相比较的这一狮子图像的辨析事件，纳入汉代以来的中国狮子传统图像系列中。尤其聚焦于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狮子史实与图像，观察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的互动轨迹。从而反映文献、图像与历史的互证关系。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主任、研究馆员汪亓品析翁嵩年的绘画。将翁嵩年的绘画与所藏的丹青妙墨加以对照，发现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映衬。其囊中绘画尤重吴门四家、董其昌。不难看出，其画面内含文人笔墨寄兴托意的一面，非精致温润的技艺表现。翁氏笔下的山水传递出疏旷、生拙的旨趣，更近沈周、文徵明、董其昌。其简洁的笔墨由自家藏品获益不少。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中旭作题为“戴进生平事迹与标准画作——兼及复杂绘画史料之辨析、取信”的分享。有关戴进的史料复杂且难辨，而对戴进生平事迹的考证，是鉴定、判断其画作真伪、年代的基础。首先应确定戴进生活各个阶段的“标准画作”，包括两类：一是戴进自题或他人题跋中说明了创作年代、且没有真伪争议的；另一是风格、画意与第一类相符，能基本确定其大致创作时期的，尤其是画家自题或题跋中提到受画人，或者画家钤印等有助于确定画作年代的，更为理想。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孔品屏主要谈及上海博物馆印章馆的展陈。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是国内外第一个中国印章专题陈列的艺术馆，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国印章艺术通史常设陈列，体现了中国印史与中国印章艺术的学术地位。展品体系以几代重要藏家汇聚起来的1.5万件藏品为基础，学术观点结合文物展示，兼顾欣赏、研究、教学功能。在筹备东馆的当下，再次探讨她的成功与不足，对中国玺印篆刻展陈的推进有积极意义。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助理馆员白亦辰对上海博物馆藏元张雨、高明等书《蕤宾铁琴诗卷》与吴志淳《隶书广琴操卷》展开基本信息讨论。这两件作品反映了元代琴学，颇为罕见。为了解元代文人朱右的琴学渊源与琴事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从中也可一窥元末琴学的传承与交流，以及琴器、琴乐与诗词、书法之间的关联。

杨振宇教授对这几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深化阐述与评议。藏品是博物馆收藏的物质基础，也是艺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与观念的传达载体。维护与研究馆藏品是博物馆人的日常工作，既要对各门类的藏品的物质形态加以注意，还要了解藏品的来龙去脉，做好基本著录与信息整理。涉及到鉴定细节、文史背景、思想观念等各方面。

7日上午，是会议的第三主题：“观物有思：鉴藏、赞助、思想史与观念史”。第一版块由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教授主持并评议。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连起先生探讨赵孟頫在中国书画史上的作用。他认为，赵孟頫在书法史的作用主要包括：扭转一代书风；引领书法全面发展；使书法的研究回归实事求是。其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作用主要包括：完成传统文人画木石兰竹画法由画到写的飞跃；改造董巨李郭将文人画题材扩大到山水；对董其昌南北宗论有贡献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分享达•芬奇的绳结装饰与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的再研究。他指出“芬奇结”的绳结装饰的归属解读忽视了绳结装饰具有的跨文化渊源，与近东伊斯兰黄铜镶嵌铜器等器物装饰图案有借鉴关系。进一步地探讨这些图案与达•芬奇设计的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之间的跨媒介联系；揭示壁画中隐藏于赞助人政治意图之下的创作者个人语义，以及文艺复兴艺术风格之下存在着源自近东与远东艺术异域风格的“双重在场”现象。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柳扬赏析色伽兰镜头里的绵阳西山道教造像。道教艺术从隋到唐的发展，最重要的图像学变化是从一龛演变为一铺：在一个组合里从主尊到侍从，人数大大增加了。来自道教庙堂尊像布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西山石刻清楚地展示了这种变化。某些西山道教造像展示出超乎寻常的生动性，反映了流行于京畿的艺术风尚渗透到地方上的道教艺术中。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董宝厚分享了关于宋词与宋画的研究成果。有宋一代，词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广受文人喜爱，欧阳修、苏轼登文坛领袖的参与，将词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不断拓展，成为宋代的文化符号之一。与此同时，宋代绘画也取得了非凡的造诣和成就。无论是借用词的意境来绘就画作，还是挪用诗词的评论语言于书画评论之中，抑或兼具词人与画家的双重身份等，都为我们拓展了认识和研究宋画的广度与深度。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教授谈及对宋代山水画中礼仪空间的初步观察。宋代山水画中蕴藏广阔的社会历史信息，以图像的方式向现代观者透露。找到图像与历史的连接通道，需要为图像寻求合适的解释空间和阐释框架。黄教授聚焦于容易被忽略的、与礼仪有关的图像，如宋画中的祭坛等图像，并分享了其观察而得的蕴藏意义。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馆员魏崴的报告考证了上海博物馆藏《李东阳像》轴。通过诸多文献记载与其他作品上的题识，都将此轴的作者指向法式善本人。从此轴画心各家题跋的内容和时间分析得知，此像的作者为旧题之贾崧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传世其他明清李东阳肖像有着远近不同的图像来源。厘清各李东阳肖像画之间的关系，不仅可知法式善创作的目的，还可以鉴定出某些摹本伪造的目的。以文献结合图像，对法式善的李东阳崇拜活动及其观念展开详细研究。

薛永年教授对以上几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详细的解读与评议。赞助与鉴藏既关系到藏品的聚散，也反映了创作者、收藏家的意图和与观念。意图明确地固定于作品要传达的观念上，影响着作者对作品形式的选择。观众对这些作品“意图”与价值的判断必然会受到自身所处历史情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们“再创式”的直觉审美与“考古式”研究是互相渗透的，形成了“有机情境”，反过来又助力于对作品的鉴定。

第二版块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主持并评议。

南京博物院陈列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万新华对吴荣光的书画鉴藏活动展开全面的研究。依据《辛丑销夏记》，结合其他相关文献，立体地呈现出吴荣光丰富而生动的古书画鉴藏活动，揭示出吴荣光在古书画收藏、鉴定、欣赏方面的主要特征。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馆员段莹分析了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元代史臣群体及其书画鉴藏。元代书画鉴藏的参与和带动者中，有不少重要人物曾出任过史职。伴随正统论的探讨，他们突破故国国史的局限，将辽宋金三史整体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体现出更为宏大的文化观念和视野。史臣思维也深刻影响到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贡献。元文宗天历二年置奎章阁，史臣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郭怀宇分享了关于明代书画鉴定家的方法及其策略性的研究发现。他对明代鉴定家的方法进行了整体考察，在明确其基本内容和类型的前提下，继续对其表达、阐释和选择做出分析。从而多角度地理解明代鉴定家方法与观点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期为进一步考察明代鉴定家的水准提供更多帮助。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褚馨分享“洛阳金村玉器”鉴藏的研究结果，梳理介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据传来自“洛阳金村”的玉器，探寻这批古玉的流传、保存与收藏历史。其它玉器还涉及哈佛大学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机构的馆藏。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围绕若干个案，探讨这些玉器与洛阳金村墓葬群之间可能性的真实关系。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颜晓军通过历代书画赏鉴的几个案例，如王献之《保母志》砖等，探讨几种不同情况下的艺术史重构现象对误鉴的影响。从而分析艺术家的传记、传奇带给人们的历史重构，形成了“文化英雄”（精英）的形象，很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影响人们大脑中的知识构架，并进一步将鉴定指向某个方向。这既帮助人们建构艺术史，又提醒人们要小心那些陷阱，对原有的知识结构需要不断更新、加深理解。

李军教授评议了鉴藏版块几位学者的研究。鉴藏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文化领域，对古物的追求和品鉴，构成了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不论是书画题跋，还是古器物图录，或者单纯的著录，都记载了丰富的文物信息。对研究文物的递藏、真伪有着重要作用。鉴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人文意识的。鉴藏体现了收藏家的价值判断，包含着重要的历史观念，是人们建构艺术史的基础。从古代的私人收藏到现代的博物馆，鉴藏都是一项核心工作。

7日下午，是会议第四主题“交流拓界：艺术与科技、中外艺术交流与传播”。第一版块由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陈杰主持并评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从风格和工艺两个维度分析了商代圆雕鸟钮和鸟饰青铜器的技术传统与艺术表现。以出土青铜器为基准，结合馆藏青铜器，构建这类青铜器风格和工艺的演变格局。青铜圆雕鸟形饰的源头可追溯到商代中期的南方，其器物有很大的流动空间。这些鸟饰除少量鸮之外均不能辨识种属，符合商代青铜动物表现的一般态势，原因可能与神话有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副研究馆员陆鹏亮研究了元明镶嵌铜器。宋元以来，因鲜有考古品参照，对传世铜器中常见的各类镶嵌铜器的断代往往莫衷一是，且常见有宽泛定为宋至明者，颇可商榷。通过实物风格及其它材质文物比对和文献材料梳理，可以重新检视镶嵌铜器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两代发展演进的脉络。

郑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研究馆员汤威分享了对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馆藏詹姆斯•考克斯钟的研究发现。围绕考克斯其人、其事，深入介绍考克斯钟表的精湛工艺及其在中国畅销的时代背景。通过对V&A馆藏詹姆斯•考克斯钟匣内储品及与同类钟表款式设计的研究类比，推断此钟与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早年的一件音乐钟拍品原为一对，是詹姆斯•考克斯钟专为中国市场特制的一对钟表，其东方韵味浓厚，极具艺术和研究价值。

山西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杨勇伟以山西博物院青铜器为例，探讨加强筋在青铜容器中的应用。中国青铜器是由范铸工艺铸造而成的，除了常见的铸造特征外，有些还会在青铜容器的耳槽内及外底部铸有加强筋。极少数器物在外底部铸造的纹饰也起着加强筋的作用。宋朝金石学兴起后，历代仿制青铜器，除器形与纹饰外，就连外底部的加强筋也如法炮制。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国藏品高级研究员曹芹分享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初创理念——工业、科技、艺术与收藏。维多利亚时代的19世纪中期是英国博物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日后享有众望的几大国家级博物馆均奠基于这个时期，这与18世纪以来英国工业、技术及工业革命息息相关。曹老师以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早期历史为例，探讨历史背景下工业、科技、艺术与收藏之间相得益彰的联系。

陈杰副馆长对这几位学者的报告作了精彩评议。文物与科技保护在当今的博物馆业务中日益突出，除了对古器物的制作、修复工艺的研究，也包括了关联自然科学的各种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博物馆的鉴藏、展览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与机遇。工业革命的观念，也使得博物馆门类有了更多新发展。结合科技的进步，将是未来博物馆的重要方向。既能够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也使得博物馆的功能与形态更加多样化，与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密。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艺术史研究的范围。

第二版块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尹吉男先生主持并评议。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光尧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古陶瓷研究方向。王老师认为，古陶瓷研究在做好陶瓷史的同时，技术的交流、产品的流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应该是当代陶瓷器研究的主要方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塚本麿充教授作题为“十九世纪江户狩野派对于中国佛画的新认知——鉴定、修复、剥落摹写”的分享。他探讨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中的佛教绘画如何由宗教绘画转为“艺术品”，并特别关注18到19世纪对这些作品进行保护、鉴定、乃至修复的木挽町狩野家第八代当家狩野荣信及其长子养信的活动，并探讨其所涉及的“剥落摹写”在当时受到重视所反映的历史意义。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赖毓芝的分享主题是与广东外销画与清宫西洋风花鸟画有关的行商、词臣与大班。以广东与宫廷所出现的新式植物图绘为中心，赖老师聚焦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广东的大班John Bradby Blake、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入宫的传教士贺清泰与向秉仁、行商潘振承与其在京城当官的儿子潘有为、与乾隆重要词臣钱维城等人间的关系，勾勒了一个以前很少被注意到的十八世纪耶稣会士、行商家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宫廷词臣间的视觉网络。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若明围绕中国瓷器的他者凝视，考察十六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主的亚洲陶瓷在德国各地被购买收藏，并在各地选帝侯的收藏展示与礼物馈赠中具有重要价值。相关艺术史专业的师生也会以研学的方式考察博物馆。吴老师结合在德国艺术史专业学习期间，及柏林、德累斯顿和波茨坦地区的艺术史研学活动，具体论述德国东部地区博物馆中的中国瓷器收藏、陈列与艺术史研究的交互关系。

弗莱堡大学高等研究所巴赞全球史研究员王廉明借用德国文化史学者阿比瓦堡的“图像载具”(Bilderfahrzeuge) 概念，探讨明清款彩屏风中两类图像系统的流转和交融，即“文姬归汉”和“郭子仪祝寿”。狩野派的南蛮屏风，“鞑袒人狩猎和打马球”，以及款彩屏风上的“西洋人狩猎”基于中国图象传统——“文姬归汉”。此外，当广作匠人进入清宫后，源自版画的民间图像传统便经过“款彩-广作-清宫贴落”这一路径演化为较为新颖的“万国来朝”图示，这一图示成为清代外销屏风以及朝鲜“王会图”屏风的重要图像来源。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胡嘉麟分享了康定斯基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认识。瓦西里•康定斯基是20世纪抽象主义的先驱，东亚艺术对其绘画风格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办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展中几幅具有青铜器元素的抽象画可供讨论，通过图案来解析康定斯基晚年艺术风格的转变和重塑。

尹吉男教授对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逐一评议，并解答了如“剥落摹写”的中文对应定义等问题。交流一直是艺术的重要命题，不论是作者与外物或是观众的交流，还是博物馆展览的交流，风格的产生、传播都体现了艺术欣赏的“再创造”性。艺术交流与传播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也是地球各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见证。交流传播中的艺术史必然是鲜活的，跨文化的研究也成为艺术史中一大显著领域。

会议议程的最后部分由陈杰副馆长致闭幕辞，对本次会议的顺利圆满召开表示肯定，提到了会议的一些精彩亮点，对博物馆与艺术史的未来做了美好的展望。更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各位嘉宾学者能够线下相聚研讨。先后两天的研讨会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学者们与观众频繁互动，交流观点与意见。